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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有人看的吗？

会有人看的吧。

好几次她都想问，但又不知道问谁。还有好几次，困惑源于自身。刚刚招进来的新生，笔力总是稚嫩的，写出来的东西，要么一大块一大块堆在一起，像摔烂的蛋糕，要么点点滴滴，如同流水账。她和白鸟联手改，文件夹里堆着一二三稿，经常得回炉重造。那时她常常会想，这样改出来的故事，到底离受访者更近了，还是更远了？到底是贴着受访者的经历写，还是拿已有的故事模板往上套？所谓“真实的经历”，究竟存在吗？

白鸟曾经旁敲侧击问过她，自己那篇新年贺词写得怎么样，话里话外洋溢着期待，很明显是想要鼓励的。她的确也鼓励了，然而到最后，还是忍不住感慨：“等我们离开这所学校的时候，不知道那本杂志能不能做出来。”

“怎么不能？”白鸟神采飞扬的，“我们这届不行，不还有后辈吗？”

是吗？她心想。

“是啊。”她却说。

她在学生会档案室里翻资料，才发现许多年前，宣传部就有类似的尝试了。想来新新闻主义六十年代便已兴起，应该不至于如今才被引入校园。然而为什么没有形成传统？早川明理不知道。

后来她又顺藤摸瓜，沿着主编的名字，找到对方读书期间的部活日志。看到最后一页写着：我生命中的金阁已经了无光彩。

或许发生了什么已经不重要。因为从档案里看，任何社团都有波峰与波谷。原因无非那几类：部内纷争、部员断档、注册人数不足、经费问题，种种可说与不可说，可感与不可感，悉数淹没在雪白的资料中。立海先后有过三个文学社、两个舞蹈社、三个茶道社、两个交响乐团，就连关东豪强网球社和篮球社，也曾长期蛰伏，是招进了知名教练和周边地区体育生之后才兴起的。更不用提那些本就小众的社团，科幻协会、手工社、天文社、灵异事件研究会……每一届的核心成员只有几个，一旦新生不足，很可能面对后继无人的情况。

未必会有后辈的。她看着白鸟，心想，我们以为的传承、延续，其实是诸多结果中最理想的一种。在这条危机四伏的长河里，处处是浅滩与暗礁。校园媒体最难做，透支自身，却未必能够得到正面的反馈和认同。往往白手起家者才能事事上心，往后，倘若遇上不会写稿的、没有时间的、不肯付出的后辈，那么衰败也就是一届的事情。

其实她也知道部员的小情绪。特稿栏目初创，从部长白鸟到几个编辑，半数重心都转到这边，相当于成立了一个小型项目组，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常规报道的运作。论向心力，也是特稿这边更强，但凡一稿两稿改过几次，编辑和主笔之间就熟悉得差不多了，坐在一道聊选题，倒像是开茶话会。有些部员只是想来宣传部混混日子，或者学业太忙无法参与特稿采写，时间一长，自然有被排斥在外的感觉。加上常规报道大多有模板，写起来很容易，趣味性也低，大家轮流来轮流去，就会不知道价值在哪里。

她和白鸟认真考虑过怎么办：现在至少什么都登在一张报纸上，往后真的做起杂志来，会不会导致宣传部的分裂？要不要专门设置一个副部长管理刊物？如果经费不足，是延宕杂志，还是干脆取消报纸？

考虑到最后也考虑不出来结果，干脆放到一边，不想了。反正手头没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件件都需要把关。有时候旁听选题会，从楼道里过，转角处，还能撞见几个磨磨蹭蹭的部员。一个说着“我是真的不想去”，一个说着“椅子好硬坐得我屁股都痛了”，定睛一看，果然是平时不干活不发言、只知道在桌子底下玩手机的几位，于是只好放慢脚步，避免尴尬。转头望着走廊外的天空，有一片云，静静地飘过。

她终于学会了不再追问意义。代表立海去其他学校参加活动的时候，主席向对方介绍，说这是我们的笔杆子，早川明理，负责文艺宣传的。对方手伸过来，她条件反射开始谦虚，没什么的，没什么的，随便写一写。晚上乘地铁回去，过了下班高峰，车厢里难得出现空位。主席挨着她坐下，单独相处的时候，他倒是褪去了先前假殷勤的模样，淡淡地，又闲闲地问她，早川，你做这些干什么呢？

“我在想，”她微笑，“如果不问这些，我们会不会比现在快乐一点？”

天气预报说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移，笼罩神奈川。夏日热得像蒸笼。她不想在家里呆太久，担心母亲发现自己的异常，便坚持去学校自习。漫长的假期，校园里只剩下备战全国比赛的运动社团。路过初等部，看见网球场上站满了人，有个披外套的男生走到队伍前面，说了句，不能夺取胜利的比赛是毫无价值的。

现在的小孩子，早川心想，就会耍帅。

她通常在学生会办公室里熬过整个炎热的白天，直到晚上才出门透气。有时特意去操场上跑步，因为实在没有食欲，只能依靠跑步到达身体的极限，然后绕到后巷吃一碗夜宵，再回家睡觉。偶尔在校园里碰到荒木，便招呼他一起跑。

荒木听说她的作息，表示，你怎么跟猫头鹰一样。

为什么是猫头鹰？她问。

“因为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。”

她笑得差点摔跤，反应过来，真想踩他一脚。他问她最近心情怎么样。她耸耸肩，不就这样呗。与他分享之前地铁上那一幕，说当时主席看她的眼神，好像白天撞鬼。